汶川大地震，瞬間奪去了數萬同胞的生命。人們在悲痛萬分、淚別逝者的同時，也把目光投向了今后的防震減災工作。他石攻玉，日本在防震、抗震、災后重建等方面，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

　　大自然沒有偏袒日本，送給日本一個“地震之國”的別稱。據2007年日本《防災白皮書》統計，從1997年至2006年，在僅占世界0.25%的國土面積上，日本共發生了里氏6.0級以上地震187次，占全世界的20.7%。歷史上，日本曾發生過傷亡慘重的關東、阪神等大地震，然而，日本又“得益于此”，因為地震不僅提高了日本國民的危機意識，還催生了一整套結構完整、功能齊全、運轉高效的防震減災機制。

　　第一，依法應對地震災害。1978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大?模地震?策特?措置法》，該法作為世界上第一部強調通過地震預測達到直接防災目的的法律，對地震的預警、應對手段、發布《警戒宣言》的程序以及相關部門責任等作了詳細規定。此外，與地震相關的法律還有《災害救助法》（1947年）《建筑基準法》（1950年）《災害對策基本法》（1961年）《地震保險法》（1965年）《地震財特法》（1980年）《地震防災對策特別措置法》（1995年）《建筑物耐震改修促進法》（1995年）《受災者生活再建法》（1998年）等。實踐證明，權威的法律不僅成為指導抗震減災的依據，還避免了由于政府部門責任失位、隱瞞災情而造成的損失，同時也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

　　第二，不斷修改和完善建筑標準法，確保建筑物結構安全。1995年，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造成6433人身亡，其中83.3%的遇難者是由于建筑物倒塌所致。為此，日本對建筑標準法進行修改，通過法律形式嚴格規定了各種建筑物的抗災標準，并對建筑的輔助設施如煤氣、上下水管道等的抗震性提出了嚴格的要求。2005年9月，中央防災會議制定《建筑物耐震化緊急對策方針》，要求在未來10年里，將房屋住宅的耐震率由目前的75%提高到90%。此外，在有關提高學校的耐震性能方面，政府明確要求“學校的耐震性決不能因地區間財力水平的差異，而導致學校安全性能出現差距”。為此，從2006年開始，政府以提高學校耐震率為重點，出資創立了“建造安全、放心學校補助金”制度。

　　第三，運用高科技手段“防地震于未然”。近年來，日本政府為提高地震預測水平以及災后重建的能力，不斷加大對高科技防震的投入，并根據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等高新技術所具有的特點，為防震減災開辟高速通道。首先，利用衛星、固定攝像、遠距離小型圖像傳送儀以及飛船（UAV）等技術，確保對地震等突發事件的圖像、影像、當地情報的收集。其次，構建操作性強的重要情報匯集系統（靈活運用地圖信息以及GIS、GPS等技術）、受災預測（包括NBC恐怖襲擊等）系統、救助與搜索（包括生理反應感知及機器人救助等）支持系統。第三，率先開發出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快速通報地震信息的地震速報系統。該系統可以在地震發生時，立即檢測到首先傳到地表的地震波中的縱波（也叫P波，導致地面上下震動的地震波），根據P波的波形能在瞬間完成對地震規模和震源的估測，同時還能在檢測到P波后的4秒鐘內將這一估測結果通報到鐵路公司等單位。這一系統的開發成功，為有關部門或者單位在最短的時間內采取應對地震災害的措施爭取了時間。

　　第四，把是否具有應急管理方面的經驗作為政府各級負責人提拔升遷和政績考核的指標之一。日本國民對各種災害的認知度很高，那些因救災不力、行動遲緩、指揮混亂的政府官員常常遭到輿論的抨擊，有人甚至引咎辭職。因此，日本的執政環境要求政治家們特別是基層負責人必須重視提高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如日本政府從2005年開始推行“災害指揮”首長特訓制度。要求所有自治體的負責人都要進行災情模擬訓練，并根據“防災GIS地圖信息管理軟件”上不斷出現的災情練習下達命令，練習自己啟動應急電源，使用無線電與外界聯系等技能。通過這種實際和模擬演練，各級政府官員不僅學到了應對突發事件的本領，同時也增加了競選資本。

　　第五，地震保險幫助人們順利渡過難關。1966年，日本建立了地震保險體制并頒布了相關法律。依據該制度，日本各保險公司共同成立了日本地震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此外，為了減輕保險公司的地震保險風險，日本實行了獨特的地震再保險險種，形成由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和政府共同分擔責任的結構。在該結構中，政府承擔著最后地震險賠付責任。從2007年1月起，日本開始實施“住宅地震保險保費減稅制度”，使國民購買地震保險的人數不斷增加。目前，日本全國的地震投保率平均為20%，個人和家庭受災后都能從保險中得到自救的資金。比如2005年3月，日本福岡縣以西海域發生里氏7級地震，造成少數人員傷亡。地震后，日本損害保險協會向福岡縣支付了158億日元（約合1.5億美元）的保險金。